小编说：艾斯林格，乔布斯的亲密战友、青蛙设计创始人，他在积淀了30年后，以70岁高龄回顾了苹果语言诞生的历程，交织着他本人与乔布斯在这一合作中的无数碰撞、交流、披荆斩棘、冲破各种阻碍的传奇故事。

本文选自《极简设计：苹果崛起之道》。

上期回顾：连载丨《极简设计：苹果崛起之道》——硅谷伊甸园（一）

简单：一个远大目标

当我在梅赛德斯奔驰实习做技术时，我在一个维护和修理电焊设备的组里工作，我们车间的墙上有一幅海报，谁进来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上面是现代汽车发明者卡尔奔驰的头像，写着德语的“Nur das Beste”（只有最好）。七年之后，当我开始为索尼工作时，公司领导人大贺典雄向我介绍日本的原则“简单最好”——这是一个“简单”也就意味着“最难实现”的原则。于是在我开始和史蒂夫·乔布斯合作时，我向他描绘了所有这些过去的灵感来源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得让苹果的产品变得简单——并且保持简单。

到了设计和创新的时候，史蒂夫既发自内心地在想“人们到底想要买什么”又折中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目标。那个时候他和沃兹开始出售Apple I的手工工具套件以吸引风险投资商，史蒂夫知道Apple II得是一个更靠谱的产品才行。但是当他把杰瑞·马洛克（Jerry Manock）请来做苹果的设计师时，这个选择比战略更意外。因为硅谷缺少设计师，所以史蒂夫一般是能找到什么样的就用什么样的。史蒂夫和杰瑞还算做得不错，他们用打字机来象征Apple II的设计至少遵循了“新产品应该基于熟悉的形态”的经典条例。但是到底是什么使得Apple II成功的呢？是因为它新奇以及一体化，而不是让买家买回一堆配件自己去拼凑在一起。其他挤进个人电脑这片新领域的竞争者们推出的产品都极其丑陋，这也让苹果收益不少。但是这些因素并没有把Apple II变成一个好设计，我告诉史蒂夫，我看到了它巨大的提升空间。

史蒂夫问我究竟不喜欢杰瑞的哪处设计，我试图解释任何设计都必须尽可能简洁——简洁，不是一味地过分简单，要用尽可能少的视觉元素去讲一个简单而可信赖的故事。为了进一步说明白我的意思，我告诉史蒂夫古希腊悲剧（由埃斯库罗斯首创，公元前525—455年）的艺术形式是用三个核心元素来清晰设计故事的：主角、配角和障碍物——障碍物可以是看不见的神、神谕或者英雄自己的傲慢等各种形态。因为这样的故事结构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争斗缩小到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中，它能以几乎任何形式来表述我们要讲的故事，无论是娱乐、体育还是生活。并且正如我对史蒂夫说的，古希腊悲剧的结构规则也同样指导着我的设计。

设计是创造概念的一种形式，它最终以物理或者虚拟的产品形式提供功能创意，同样也把情感冲突和共鸣传递给用户。任何真正的创新都是一种挑衅，无论它传递的是刺激性还是吸引力。于是我也用埃斯库罗斯的“三规则”来给我的设计工作做了如下定义：
形状特征
比例
情感信息

通过用讲故事的结构来阐明我的设计方法，我已经能够创作出既精美又符合“简单就好”这句从职业生涯之初就一直指导着我的箴言的高效能设计了。史蒂夫觉得简单、设计和古希腊悲剧这些东西的联系有一些夸张，直到我指出正如Apple II的成功也包含着在形状和比例之间的冲突，一个例子就是键盘下方的过度的楔形突出设计打破了系统的整个轮廓。若要试图解决这个设计不良的斜角给人眼带来的视觉干扰，只有一个短期的办法——尽快产出新的设计，那样旧的产品就会很快过时。越有价值的产品，其形状的视觉表达就越应该经久不衰，这也就意味着“简单就好”应该是其设计的指导方针。为了印证我的观点，我和史蒂夫也讨论到了关于我在索尼的设计作品，包括特丽珑电视等。

索尼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它发明了单枪CRT（阴极射线管），这家公司用一种非常稀疏的“丝网面罩”把组合在一起的红、绿、蓝像素水平分隔开并且减少了模糊。与传统的使用圆形打孔金属罩的三枪球面CRT比起来，这样产生的图像清晰明亮得多。但是大量使用线网的缺点是前面的玻璃显像管要做成圆柱形才能适应那些自由漂浮的线。然而这既增加了CRT的产品重量和成本，又让显像管在正面边缘被碰撞时更容易爆裂。为了保护边缘，索尼的设计师给CRT增加了一圈塑料边框，这使电视机看起来像现代化的遮阴式设计，但是这些额外的塑料看来既廉价又牵强。让我们从基本的情节里走出来，看看问题的解决方案——关于这个产品故事的三部分角色。特丽珑CRT提供了更好的图像——这是故事的主角。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为电视机设计了一个类似于“相框”的东西，真实的材料和适当的颜色创造出了这个产品的配角。最终，由于特丽珑的发光强度比任何其他的CRT都好，大贺典雄想了个好办法，给显像管前部着以淡色，这样那些丑陋的磷光物质在待机状态下是看不见的，这就给故事注入了“情感信息”并且使用优雅简单的设计解决了特丽珑设计的视觉冲突——也就是那个障碍物。
在向苹果的产品应用白雪公主DNA的过程中，我告诉史蒂夫，主角就是虚拟的和物理的界面；配角是通过把几何形的部件与通风口一同整合成的机箱抽象成能自然地符合数字科技通用概念的行状网格。

解决故事障碍的“情感信息”就是通过以“朋友”的概念来抽象出人类语义比如对称、和谐的比例等加以使用。
当然，这个设计过程并不容易，但我们一起工作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坚定地坚持“保持简单”的信念。并且，史蒂夫是个快速学习者，他吸收了我们创造的概念并且把它用到了包装、广告甚至用以创造店中店的零售环境。在我们信守保持简单的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是我们决定不在苹果的图标内部设计东西，就保持空白：解放了！

我的任务是为苹果创造统一集中的设计DNA，而这显然和那些正在自己领土（也许在我看来是“领土”）上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的其他部门相冲突。

除了Apple II部门之外，其他部门都没给苹果产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丑陋至极的Apple III是个挣扎在垂死边缘的技术笑话，Apple Lisa还在开发中，他们荒废了施乐的视觉点阵位图用户界面，而做了一套着实笨重又成本昂贵的设计。Apple II的部门总经理彼得·奎因（Peter Quinn）告诉我，史蒂夫·乔布斯在他们部门里没有发言权，如果我按照彼得的规则来办事可能会让事情变好一点。至少彼得还挺诚实。而其他人，比如Lisa部门的总经理Wayne Rosing，多了很多好听委婉的外交辞令，但他们的意思其实和彼得是一样的。即便是在麦金塔团队内部，对于史蒂夫的领导也有两种矛盾情绪。

幸运的是，像鲍勃·贝尔维尔（工程师）、安迪·赫兹菲尔德（软件开发）、苏珊·凯尔（界面设计）、布瑞尔·史密斯（硬件工程师）、乔安娜·霍夫曼和盖伊·川崎（市场布道师）这样的关键人物一直和史蒂夫相处很好，还有Lisa部门的软件架构师比尔·阿特金森。团队中的其他人则只是跟风而已，这其中也包括了工业设计小组。在麦金塔团队之外，唯一和史蒂夫交好的就是詹姆斯·费里斯和汤姆·苏特带领的创新服务与广告部门。詹姆斯和汤姆都在他们职业生涯的顶峰，并且技术对于他们部门来说不是问题，这样史蒂夫能够很激烈地和他们讨论——有时候甚至近乎疯狂地去推动他们——于是这样的过程富有成效，使得苹果的传播设计近乎光年地领先于其狭隘的工业设计。另一方面，史蒂夫特别容易被有视觉冲击的设计和具有原始吸引力的创新概念所感染——但是那些东西又并不能帮助苹果持续发展，比如BIB设计公司在白雪公主竞赛时提交的斜平行四边形设计。他广招四海英雄的策略吸引了无数人才投奔苹果，但是很不幸的是，史蒂夫并不是很会“连点成面”，也看不到“关联模式”，并且也不知道华丽前卫的视觉设计和消费产品的牢固的可持续设计有什么异同。于是他倾向于快速、现场决策，但这往往不符合公司（或消费者）的长期需求。

1983年春天的青蛙团队

1984年年底的青蛙团队

这种“先射击再瞄准”的决策方法导致的一系列结果就是“麦金塔先生”的标识按钮设计、“毕加索”标识设计和麦金塔的包装设计。史蒂夫很奇怪地邀请了比利时艺术家让-米歇尔·佛隆（Jean-Michel Folon）来设计麦金塔的包装，结果这位艺术家只是简单地把自己最为著名的一个天真男人的作品形象重新做了一个怪异的渲染就成了“麦金塔先生”。后来创新服务部门的汤姆·修斯（Tom Hughes）和约翰·卡赛多（John Casado）设计了一组色彩斑斓的线条组成的抽象图标，美妙地反映出了苹果的年轻友好形象。至于“毕加索”的标识，它一直没有被放入任何一项战略议程中，于是一直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结果。这些磕磕碰碰都是在预计之内的小波折，随着史蒂夫在从苹果往昔的工程师驱动设计转型到前瞻设计方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方法，他也塑造了苹果的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蒂夫和我形成了一种强健的合作关系，正如同我们紧密的私人感情。我们的才能非常具有互补性，并且我们快速地从对方身上学习长处。在我看来，史蒂夫通过他的不懈努力最终让设计能够帮助他成功，他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一直不停地驱动着我前进的客户。史蒂夫很快就学会了用理性决策来平衡自己的本能反应，我对我们的项目又重新乐观了起来。

起初，史蒂夫也不是总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凭我的经验告诉我他至少是相信我的。他很快懂得了破坏性创新设计虽然风险很大但也能带来巨大反响的道理——例如在AppleIIc刚问世并且风靡市场时，媒体还指责说这家公司变成了“玩具企业”，仅仅几个月后，《时代》杂志便把这台电脑评为1984年“年度最佳设计”。我们在蒙特雷海滩漫步，在他伍德赛德的家里促膝长谈，我们的合作情谊越来越坚固。我们在非常多的领域有深入沟通，从一般设计到欧洲文化——当时他不太关心亚洲——从文艺复兴古典艺术到包豪斯建筑，还有从柏拉图到马克斯·韦伯和马丁·海德格尔等哲学范畴。有时候我们也聊到在二战中德国纳粹制度如何有效地使用宣传手段和符号形象。

当我说到纳粹德国的现实生活——体面的人们在失去自由和生命的长久恐惧中生存，战士们被迫投身残酷野蛮的战场，还有百万计的犹太人、吉普赛人、罗姆人和政治异议人士被虐为奴隶劳工甚至在集中营被杀害——史蒂夫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纳粹视觉符号的魅力（然而，好莱坞也一直包装运作着这些恶魔的吸引力并且赚得盆满钵满）。

史蒂夫教会我“美国”的真正含义，在这之前我都只通过旅行和媒体间接了解过一些。我在圣克鲁兹看过杰瑞·加西亚（Jerry Garcia）简陋的住处之后，死之华（TheGrateful Dead，美国著名迷幻摇滚乐队）的音乐让我觉得更生动更人性了，我更多地去阅读美国作家的书籍，如诺曼·梅勒、马克·吐温和欧内斯特·海明威。读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英文版比德语版给我更直接更强有力的体验，而我也真正学会了去欣赏桑顿·怀尔德，尤其在读过他的小说《圣路易斯雷伊的桥》之后。在以游客的角度了解了美国十多年后，我也变成了这个疯狂国度的一份子，特别是硅谷这个大熔炉的一分子。几年后的一个早上，我突然惊醒并且意识到我是个美国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是时候正式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了。

1983年春天，青蛙和苹果团队的领导们

1984年5月，青蛙设计的加州团队